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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就是这样一块渴望着肥沃的土地,文学就是这样的自由沉思与奇想,不要以任何理由掠夺它、扼杀它、捆缚它,当然也别拔苗助长。不知这事行不行。一个人,写小说,无所谓写什么只要能发表他就写,只要写到能发表的程度他就开心极了。他写了一篇四万字的小说,编辑说您要是砍下一万五去咱们就发,他竟然豁达到把砍的权力也交给编辑,他说您看着砍吧编辑,就是砍去两万五也可以。然后他呢,他已摸清了发表的程度是什么程度,便轻车熟路已然又复制出若干篇可供编辑去砍的小说了。——这时候,也仅仅在这种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有道理的。然而,彻底废话式的聊天却可以在作家笔下产生丰富的意味,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他先把我们带离那个实在的、平面的、以常规角度观照着的聊天,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或几个新的位置上,带进一个新的或更大的系统中,从一个或几个新角度再作观照,常规的废话便有了全新的生命。就像宇航员头一次从月亮上看地球,从那个角度上所感受到的意味和所发出的感慨,必不是我们以往从地球上看地球时所能有的。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间离效果”和“陌生化”吧。我们退离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位置,退离我们已经烂熟了的心态,我们才有创造的可能。您把您漂亮的妻子拥抱于怀,她就仅仅是您的妻子,您从遥远的地方看她在空天阔野间行走,您才可能看到一个精灵般的女人。您依偎在母亲怀中您感受到母亲的慈爱,您无意间看她的背影您也许才会看到一个母亲的悲壮。小说主要是做着这样的事吧,这样的创造。威廉希尔投注网站网址9.文学是创作,创作既是无路之处寻路,那么,怎么能由文学批评来给它指路呢?可是,文学批评若不能给文学指路,要文学批评干吗用?

威廉希尔投注网站网址其余的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胡说。它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套用,套用无罪,但元帅和诗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就像政治和艺术)。元帅面对的是人际的战争,他依仗超群的智力,还要有“一代天骄”式的自信甚至狂妄,他的目的很单纯——压倒一切胆敢与他为敌的人,因此元帅的天才在于向外的征战,而且这征战是以另一群人的屈服为限的。一个以这样的元帅为楷模的士兵,当然会是一个最有用的士兵。诗人呢?为了强调不如说诗人的天才出于绝望(他曾像所有的人一样向外界寻找过幸福天堂,但“过尽千帆皆不是”,于是诗人才有了存在的必要),他面对的是上帝布下的迷阵,他是在向外的征战屡遭失败之后靠内省去猜斯芬克斯的谜语的,以便人在天定的困境中得救。他天天都在问,人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要到哪儿去?因为已经迷茫到了这种地步,他才开始写作。他不过是一个不甘就死的迷路者,他不过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灵魂寻找归宿的流浪汉。他还有心思去想当什么大师吗?况且什么是大师呢?他能把我们救出到天堂吗?他能给我们一个没有苦难没有疑虑的世界吗?他能指挥命运如同韩信的用兵吗?他能他还写的什么作?他不能他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凭哪条算做大师呢?不过绝境焉有新境?不有新境何为创造?他只有永远看到更深的困苦,他才总能比别人创造得更为精彩;他来不及想当大师,恶浪一直在他脑际咆哮他才最终求助于审美的力量,在艺术中实现人生。不过确实是有大师的,谁创造得更为精彩谁就是大师。有一天人们说他是大师了,他必争辩说我不是,这绝不是人界的谦恭,这仍是置身天界的困惑——他所见的人的困境比他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他为自己创造的不足所忧扰所蒙蔽,不见大师。也有大师相信自己是大师的时候,那是在伟大的孤独中的忧愤的自信和自励,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拼死地突围,唱的是“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没唱我们是大师)。你也许能成为大师也许成不了,不如走自己的路置大师于不顾。大师的席位为数极少,群起而争当之,倒怕是大师的毁灭之路。大师是自然呈现的,像一颗流星,想不想当它近乎一句废话。再说又怎么当法呢?遵照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结果弄出来的常是抄袭或效颦之作。要不就突破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可这下谁又知道那一定是通向大师之路呢?真正的大师是鬼使神差的探险家,他喜欢看看某一处被众人忘却的山顶上还有什么,他在没有记者追踪的黑夜里出发,天亮时,在山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多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显现一行大师的脚印。他还可能是个不幸的落水者,独自在狂涛里垂死挣扎,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葬身鱼腹连一个为他送殡的人也没有,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爬上一片新的大陆。还想当吗?还想当!那就不如把那句话改为:不想下地狱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尽管如此,你还得把兴趣从“好诗人”转向“下地狱”,否则你的欢乐没有保障,因为下了地狱也未必就能写出好诗来。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内圣外王”的哲学,单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必仅仅是一场阶级的斗争;光是为四个现代化呐喊的文学呢,只是唤起人在物界的惊醒和经济的革命,而单纯的物质和经济并不能使人生获得更壮美的实现。这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像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见人而不见全人类,见人而不见人的灵魂,结果是,痛苦只激发着互相的仇恨与讨伐,乐观只出自敌人的屈服和众人的拥戴,追求只是对物质和元帅的渴慕,从不问灵魂在暗夜里怎样号啕,从不知精神在太阳底下如何陷入迷途,从不见人类是同一支大军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悲壮地行进被围困重重,从不想这颗人类居住的星球在荒凉的宇宙中应该闪耀怎样的光彩。元帅如此,不可苛求,诗人如此便是罪过,写作不是要为人的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吗?而所谓“玩儿玩儿”呢?开始我以为是“游戏境界”的同义语,后来才知道它还有一个注脚:“别那么认真,太认真了会失望会痛苦。”他怕失望那么他本来在希望什么呢?显然不是希望一个如醉如痴的过程,因为这样的过程只能由认真来维系。显然他是太看重了目的,看重了而又达不到,于是倍感痛苦,如果又受不住痛苦呢?当然就害怕了认真,结果就“玩儿玩儿”算了。但好像又没有这么便宜的事,“玩儿玩儿”既是为了逃避痛苦,就说明痛苦一直在追得他乱跑。

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人们虽不知共产主义将怎样一步步建成(有科学社会主义,并无科学共产主义)。但这绝不妨碍人们真诚地信仰它,人们信仰它甚至不需要说服,因为它恰是源于生命热望的美好理想,或恰与人们热望的美好理想相同。但后来有人用一种错误的政治冒名顶替了它,并利用了人们对它的热诚为自己谋利(譬如“四人帮”),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变成了一个坏迷信,结果人们渐渐迷失于其中,不但失去了对它的信仰,甚至对真诚、善良都有了怀疑,怎么会不疲沓不自卑不是一盘散沙?那么正确的政治可以代替它吗?(正确的家政可以代替爱情吗?)不能,原因至少有三:一来,它们是运用着两套不同的方法和逻辑;二来,这样容易使坏政治钻空子(就像未经法律程序杀掉了一个坏蛋,便给不经法律程序杀掉十个好人和一个国家主席做了准备那样,给“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留了可乘之机);三来,人们一旦像要求政治的科学性和现实性(要实现)那样要求理想的幸福乐园,岂不是政治家给自己出难题?所以,当我们说什么什么理想一定要实现时,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也是一个理想。理想从来不是为实现用的,而是为了引着人们向前走,走出一个美好的过程。这样说倒不怕人们对理想失望;除非他不活,否则他必得设置一个经得住摔打的理想——生命的热望使之然。不要骗着他活,那样他一旦明白过来倒失望得要死。让人们自由自在地活,人们自会沉思与奇想,为自己描述理想境界,描述得越来越美好越崇高,从而越加激励了生命,不惧困境,创造不止,生本能战胜死本能,一切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才会充满朝气,更趋精彩完美,一伙人群才有了凝聚力。当人们如此骄傲着生命的壮美之时,便会悟出这就是理想的实现。当人们向着生命热望的境界一步步走着的时候,理想就在实现着,理想只能这样实现,不必抱歉。从而想到文学。文学,正是遵奉了这种复杂原则。理论要走向简单,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若要简单,任何人生都是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吃喝屙撒睡的,任何小说也都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几行梗概,任何历史都可以删简到只留几个符号式的伟人,任何壮举和怯逃都可以删简成一份光荣加一份耻辱……但是这不行,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你要看过程,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其实人间的事,更多的都是可以删简但不容删简的。不信去想吧。比如足球,若单为决个胜负,原是可以一上来就踢点球的,满场奔跑倒为了什么呢?见了这种困境,因而灰溜溜地再也不能振作,除了抱怨与哀叹再无其他作为——这种悲观是傻瓜悲观主义。信奉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真是惨极了,他简直就没一天好日子过。也已经说过了,人可以把困境变为获得欢乐的机会。威廉希尔投注网站网址再说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大作家自杀了?换一种情况看看:你自由地为生存寻找理由,社会也给你这自由,怎么样呢?结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这时候,困难已不源于社会问题了,而是出自人本的问题的艰深。譬如死亡与残病,譬如爱情和人与人的不能彻底沟通,譬如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终要毁灭那么人的百般奋斗究竟意义何在?无穷无尽地解决着矛盾又无穷无尽地产生着矛盾,这样的生活是否过于荒诞?假如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呈现,那时就没有痛苦了吗?没有痛苦岂不等于没有矛盾岂不是扯谎?现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颗浆果的痛苦,你能说谁轻谁重?痛苦若为永恒,那么请问我们招谁惹谁了一定要来受此待遇?人活着是为了欢乐不是为了受罪,不是吗?如是等等,大约就是那些自杀了的大作家们曾经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找到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他们相信根本就没有理由如此荒唐地活下去。他们自杀了。无疑是件悲哀的事(也许他们应该再坚持一下)。可也是件令人鼓舞的事——首先,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这样强烈这样显著,他们是这样勇猛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立了一座醒目的界碑。其次,问题只要提出(有时候单是问题的提出就要付死的代价,就像很多疾病是要靠死来发现的),迟早就会有答案,他们用不甘忍受的血为异化之途上的人类指点迷津,至少是发出警告。假如麦哲伦葬身海底,那也不是羞耻的事。谁会轻蔑牛顿的不懂相对论呢?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的人,如果因为孤军奋战绝望而死那也是光荣。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不是用一颗原子弹可以结束的战争;他们面对的问题太严峻太艰深了,时至今日人类甚至仍然惶惑其中。所幸有这些不怕死的思考者,不怕被杀,也不怕被苦苦的追寻折磨死,甚至不怕被麻木的同类诬为怪人或疯子。我时常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天命,苍天怜恤我们才派他们来,他们(像鲁迅那样)爱极了也恨透了,别的办法没有便洒一天一地自己的鲜血,用纯真的眼睛问每一个人:你们看到了吗?

上述种种细思,与佛、道、禅的“空”、“无形”、“缘起”、“诸行”、“万象唯识”等等说法非常近似或相同。(有一本书叫做《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那里面对此讲得清楚,讲得令人信服。)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什么要种田呢?为什么要做工吃饭呢?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好了,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种田做工吃饭乃是为活着提供物质保证,没有了就饿死冻死;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找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科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家,完全没有理由惧怕宗教精神,也不该蔑视它。一切科学、政治、经济将因生命被鼓舞得蓬勃而更趋兴旺发达。一对男女有了爱情,有了精神的美好憧憬与信念,才更入迷地治理家政、探讨学问、努力工作并积起钱财来买房也买一点国库券——所谓活得来劲者是也。爱情真与宗教精神相似,科学没法制造它,政治没法设计它,经济没法维持它。如果两口子没了爱情只剩下家政,或者压根儿就是以家政代替爱情,物质的占有成了唯一理想,会怎么样呢?焦灼吧,奔命吧,乏味吧,麻木吧,最后可能是离婚吧分家吧要不就强扭在一块等死吧,这个家渐渐熄了“香火”灭了生气,最多留一点往日幸福昌盛的回忆。拿这一点回忆去壮行色,阿Q爷还魂了。所以我想,文学也该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了,它既然是人学至少我们应该对“征服”、“大师”、“真理”之类的词汇重新定义一下。至少我们在“气吞山河”之际应该意识到我们是自然之子。至少我们在主张和坚持一种主义或流派时,应该明白,文学也有一个生态环境一个场,哪一位或哪一派要充当父性的英雄,排斥众生独尊某术,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会破坏了场,同时使自己特别难堪。局部的真理是多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整体的真理)是承认这种多元——人总不能自圆其说,这是悖论的魔力。

现代物理学的“并协原理”的大意是:“光和电子的性状有时类似波,有时类似粒子,这取决于观察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时观察波和粒子两方面。可是从各种观察取得的证据不能纳入单一图景,只能认为是互相补充构成现象的总体。”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是说:“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可观测量的精确测量会带来测量另一个量时相当大的测不准性。”这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对世界的观察都必然是顾此失彼的。这就取消了找到“纯客观”世界的希望。“找到”本身已经意味着主观的参与。而所谓“玩儿玩儿”呢?开始我以为是“游戏境界”的同义语,后来才知道它还有一个注脚:“别那么认真,太认真了会失望会痛苦。”他怕失望那么他本来在希望什么呢?显然不是希望一个如醉如痴的过程,因为这样的过程只能由认真来维系。显然他是太看重了目的,看重了而又达不到,于是倍感痛苦,如果又受不住痛苦呢?当然就害怕了认真,结果就“玩儿玩儿”算了。但好像又没有这么便宜的事,“玩儿玩儿”既是为了逃避痛苦,就说明痛苦一直在追得他乱跑。文学批评千万别太依靠了学问来给文学指路(当然,更不能靠政策之类),文学恰是在学问大抵上糊涂了的地方开始着创造,用学问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规定人家怎样探索,那就干脆说你不想让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权利被垄断,就又快要成为坏迷信了。文学批评的指路,也许正是应该把文学指路引到迷茫无路的地域去,把文学探索创造的权利完全承包给文学。对创造者的尊重,莫过于把他领到迷宫和死亡之谷,看他怎么走出来怎么活过来。当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儿。除此之外,作为作家就不再需要别的,八抬大轿之类反倒耽误事。顺便想到一种会用纸笔却从不会自由写作的人,他们除了会发现大好形势外就再发现不了别的。他们不会自杀,他们的不会自杀不是因为找到了理由,而是不需要理由,随便给他个什么理由他也可以唱,就像鹦鹉。

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十年过去,悲痛才似轻了些,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威廉希尔投注网站网址另一种情况是:他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好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死他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做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人可怎么走哇?(还不都跟史铁生一样成了瘫子?但心路也有距离,方才提到的这位先生才有了越狱出监的机会。而且,人生主要是心路的历程。)他便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它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不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吗?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尼采也通禅机,禅说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耍,前仆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就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砾上也听见美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缪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地说道:啊,这是多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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