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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议会”(“parlamento”即法语的“parlement”)这个机构在法国大革命前的职能与现代“议会”不同,它在路易九世的1254年,以“法国议会”或者“巴黎议会”之名,开始作为中央的皇家法院建立起来;其后菲利普四世于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使这个机构进一步确立。[14]查理八世于1494年进攻意大利,一度成为那波利的主宰,至1496年完全失败;但查理的远征已成为外族入侵意大利时期的开始。君主们,特别是新君主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他们国家肇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们比在开始时他们信赖的人们更加忠诚,更加有用。潘多尔福·佩特鲁奇这位西耶纳的君主[3]治国,使用他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来得多。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够概而言之,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具体情况而异。我要说的只是,那些在一个国家肇始的时候是敌对的人们,如果他们是需要获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们,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赢得他们;而且由于他们明白自己必须用行动来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对他们的坏印象,他们更加不得不竭志尽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常常比从另一些人那里得来的多,因为后一种人抱着过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从而对君主的事情掉以轻心。必威bwei88[14]查理八世于1494年进攻意大利,一度成为那波利的主宰,至1496年完全失败;但查理的远征已成为外族入侵意大利时期的开始。

必威bwei88[8]雷米罗·德·奥尔科(RemirrodeOrco)原切萨雷·博尔质的军官,1501年被派往罗马尼阿代理博尔贾统治。1502年12月22日被投狱,26日被处决。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那末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就需要非常的好运并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这就会使得他的占领地更加稳固,更加持久,例如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这样作的[4]。假使土耳其国王不移跸希腊,那么,即使他为着保有希腊而采取其他一切办法,他还是不能够保有那个国家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当地的话,骚乱一露头他就能够察觉了,从而他就能够迅速地加以消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么,只有在大乱的时候他才能够察觉,那时他已经不再能够消除骚乱了。除此之外,那个地方不受他的官吏掠夺;臣民由于能够立即求助于君主而感到满意。因此,那些愿意做良民的人势必更加爱戴君主,而那些别有怀抱的人则势必更加害怕他。至于那些想从外部进攻这个国家的人,就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当君主驻节其地之日,想把它从君主手里夺取过来是极困难的。[2]马其顿的菲利普(FilippoMacedone),是指菲利普五世。他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和二世纪末曾两次同罗马人作战多年,终于在公元前197年被战败。

在这里必须注意: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所以,正如我上面说过的,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从而善行将与你为敌。因此,焦万尼分毫不差地尽了对于他的外甥应尽的责任,使他受到费尔莫市的人们荣耀的接待,请他住到他自己的家里。奥利韦罗托在那里过了几天,为自己将来的阴谋诡计作好了必要的秘密安排之后,他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了焦万尼·福利亚尼和费尔莫市的一些首要人物出席[10]。当吃过酒肴以及这种宴会所常有的其他余兴完毕之后,奥利韦罗托装模作样地开始发表某种重要讲话,大说特说教皇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切萨雷的伟大,以及他们的鸿图伟业。当焦万尼和其他的人们对于他这个讲话作答之后,奥利韦罗托立刻站起来说,这些事情应当在较为秘密的地方进行讨论。于是他自己退入一个房间里去,焦万尼和所有其他的人也都跟随他进去了。可是他们刚要坐下来,士兵们就从密藏的地方涌上来,把焦万尼和所有其余的人统统杀了。在这次谋杀之后,奥利韦罗托就跨上马背,在市里往来驰骋,把宫廷中的最高长官围困起来,使他们惊骇恐惧,不得不唯命是从,并且确认由他本人当君主的政府。他把所有那些心怀不满可能加害于他的人们全部杀掉,同时颁布关于民政和军政的新的规章制度,来巩固自己的势力。[23]关于此一结论,一些现代意大利史学者认为不符合事实。博尔贾的失败大部分由于道德上的反动以及他的行动所引起的仇恨和恐惧的浪潮。必威bwei88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着他的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1]。

这样一来,他在保有这个王国的一年中,不但在费尔莫这个城市之内安全不过,而且使所有的邻国都害怕他。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过的,当切萨雷·博尔贾在西尼加利亚征服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人们的时候,如果奥利韦罗托没有上博尔贾的当,他的灭亡就会象阿加托克雷的灭亡一样困难了。因此,在奥利韦罗托杀亲以后一年,他本人以及他在善恶方面拜作老师的维泰洛佐一道被绞死了。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象他一类的人们,为人无限奸诈、残暴,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地生活下去,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而与此相反,其他许多人,依靠残暴的方法,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残暴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由于神与人的帮助,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而采取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现在尚待考察的是,君主对待臣下和朋友应该采取的方法和行动。关于这一点,我知道有许多人已经写过文章,现在我也写起文章来,特别是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与别人的不同,因此,我恐怕会被人认为倨傲自大[1]。但是在新君主国里,就出现重重困难。首先,如果它不是全部是新的,而只是一部分是新的(从整个来说,它可以称为混合国),那里的变动主要是来源于一切新君主国所固有的困难。这就是,人们因为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上当受骗了,因为后来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境遇比以前更恶劣了。这种情况是由于另一种自然的、通常是必然的情况造成的。这就是,因为新的君主由于他的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无数的其他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假使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6]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高位嫉妒的人们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了。

[5]提修斯(Teseo,即Thesus)是古希腊著名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和雅典国家的奠基者。他把原来分散的部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机关管理共同事务,产生了雅典民族的法律,从而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07页、第108页。)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5]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希望你的显赫王室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在意大利的多次革命和许多战役中,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似乎总是被消灭了,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它的旧制度不好,而且从来没有人懂得怎样制定新制度。因此,要使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由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这些东西如果有良好的根据,而且本身有其伟大的地方,它们就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和钦佩;而意大利现在不乏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表现的材料。要是头脑不贫弱,四肢就有巨大的能力。请注意,在决斗中或者在少数几个人的搏斗中,意大利人在力量、机敏和智力上是多么优异啊!但是当他们到了军队的时候就毫无表现。这一切都是由于头头们软弱的结果;因为那些高明的人们不服从他们,而每一个人都自认为高明,因为迄今没有一个人由于能力和幸运这两方面出人头地,能够使其他的人们折服。因此,在那样长的时期内,在过去二十年进行的许多场战争中,当一支军队全是意大利人的时候,它遇到考验,总是失败。关于这一点,主要的证据是塔罗之役,其次是亚历山大、卡普亚、热那亚、维拉、波洛尼亚和梅斯特里诸战役[6]。[2]格尔夫(Guelfe)和吉伯林(Ghibelline),这是第十二至第十五世纪意大利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格尔夫党一般支持教会,此派以佛罗伦萨、波洛尼亚和米兰为代表;吉伯林派与前者对立,在意大利北部(包括皮萨、韦罗纳等地),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后,其斗争沦落成为单纯的宗派性的斗争。[7]西奇比奥(Scipione,PubliusCornelius,公元前237?—183),绰号大阿非利加(l'AfricanoMaggiore),罗马将领,因征西班牙有功,当选为执政,并战胜迦太基人,大败汉尼拔于扎马之役。

然而,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先前都曾经利用雇佣军扩张自己的版图,而这种军队的将领们并没有自立为王,却保卫了他们,这又怎么理解呢?我回答说,在这种场合佛罗伦萨人是托福于侥幸的,因为在那些本来可能使他们感到可怕的能干的将领当中,有些人没有打胜仗,有些人遇到了对立的力量,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野心用于别的地方了。没有克敌取胜的那一个人就是焦万尼·奥库特[8],因为他没有打胜仗,他的忠义就不能够获得证明。但是任何人都承认:假如他得胜了,佛罗伦萨人就得由他主宰了,而斯福尔扎则是始终同布拉奇奥家族[9]对立的,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掣肘。再说,弗朗切斯科则把他的野心转到伦巴第去了。而布拉奇奥则反对教廷和那波利王国。然而,还是让我们看一下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吧。佛罗伦萨人委派了保罗。维泰利担任他们的将领。这是一个非常深谋远虑的人。他以平民的身份崛起,在军队中早获得极大的名声。如果这个人攻占了皮萨,佛罗伦萨人当然要同他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因为如果他一旦变成他们的敌人的战士,他们就束手无策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雇佣他,他们就必须服从他。[1]主权者(potentati)或译“当权者”、“统治者”等等。此处指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那波利、锡耶纳等国的主权者。必威bwei88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法朗契斯科·斯福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堡垒,已经给并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更甚于该国的其他一切混乱。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城垒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只有富尔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罗拉莫伯爵[7]死后的情况例外,因为她使自己能够避免来自民间的冲击,等待来自米兰的援助,重新恢复她的国家,而且当时那里的情况是外国人不可能帮助她的人民。但是,后来当切萨雷·博尔贾出击她,反对她的人民同外国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堡垒无能为力。因此,在当时和在以前的情况一样,对她说来,拥有堡垒不如不受人民憎恨来得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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